很多人一说环保，就想到种树。种树在很多人眼里，成了参与环保的代名词，或是说最方便的不二法门。因此，30多年前，我国就有了“植树节”。

  由于种植速生桉树经济效益明显，华南地区曾广泛种植，但“桉树有害论”也一直在争议中

  很多人一说环保，就想到种树。种树在很多人眼里，成了参与环保的代名词，或是说最方便的不二法门。因此，30多年前，我国就有了“植树节”。

  我关注环保，不到20年，2008年，出版了《没有大树的国家》之后，就日益变得“违反潮流”起来，开始时只是反对一味种树，呼吁大家都应当去护树，保护天然林。后来干脆想反对“植树节”，呼吁植树节应当改名为“护树节”。现在，还想进一步，想呼吁中国把“森林覆盖率”的计算，改为“野草覆盖率”的计算。

  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过一棵树，就会发现，树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就是极其重视繁殖后代。几乎每一棵树年年都会结成千上万颗果实。他们一旦成熟，就急匆匆地落到土地上，寻找萌芽和新生的机会。

  因为它们很清楚，真正能够长出来和长大的概率，微乎其微。它们随时有可能成为牛羊的食物，随时有几率会成为昆虫的食物，随时有可能成为病毒的“食物”。

  不过，擅长繁殖后代的树，最怕的倒不是牛羊、昆虫和病毒，它们最怕的，是人类的刀斧，人类的放火烧山，人类为追逐经济利益时全神贯注的替换。

  一种叫杨树，主要生长在北方；一种叫杉树，主要生长在南方；还有一种叫桉树，也主要生长在南方。

  不久前，我刚回了一趟老家，见我们兄弟三人难得都一起回来了，父亲带我们到山上，把他这十年来所种的树，第五次交代了一遍。

  他边走边说，这十几棵，是他十年前种下的，是杉树。另外一小片，是他去年种下的，是杉树。还有一大片，是把原来的桔子园改造后种的。桔子最近卖得不好，准备不要了，通通种成杉树。

  我们兄弟仨在后面心神不定地跟着。我们对这些树不感兴趣，我们都在想，如何让他不种杉树，不要让整个村庄只有一种杉树。

  最后，我们到了一个小山顶，那里，还残留着十几棵松树，十几棵其他的阔叶杂木。

  这是福建北部丘陵地带中常见的一个村庄。这是福建北部常见的一个家庭。这是福建北部最常见的“杉树运动”。

  这“杉树运动”运动，涉及几乎每一个农民家庭。原因主要在于，农民们都准备进城打工和居住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农田只好荒芜，太肥沃太舍不得的，种些蔬菜，种些苗木，能有点收益。水稻是不种的了，大家都到城市里买另外的地方运来的米。

  村庄周围的土地，过去最好的是田，现在当然是山了。过去以稻田、蔬菜为主的“草本经济”，现在已慢慢转向了以板栗、杉树、果树为主的“木本经济”，于是，山地的价值明显高了起来。

  最搞笑的是那些松树。松树在30年前，还是大家争相种植的宠儿，但今天，它却成了人们舍弃的无用之物。农民们先是把松树根部砍上一圈，让树无法从根部将营养通过树皮输送到树顶，于是树就黄了，就可以以生病为理由，顺理成章地放倒。

  松树在倒下之前，它的旁边，已经种下了一株小杉树，正雄心勃勃夺取阳光，获得生命权。

  杉树其实也没那么容易长成，头两三年，还是要锄草、施肥、打药，以免杂树和野草把它们压倒，葛藤、白蚁把它们消亡。但三年之后，杉树就长到了两三米高，已经基本上可以独立生存了。这时候，农民就可放心大胆地一年到头在城市里打工。如果他们能足够地放心，可完全等到20年之后再回乡，申请砍伐证，把这些杉树卖掉。中间，几乎什么也不用操心了。

  杉树，可以说是最符合农民进城经济学的树种，在最近10年来，它们很好地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。

  我们仨几乎不约而同地问，这些杂树、松树，能否不砍了？我们别杉树，就让这一小片留存下来吧。

  父亲有些惊讶地看了我们一眼，说，不可能，大家都在占山，今天我不动手，明天其他的人就动手了。谁占就是谁的，不可能留下来。

  2008年，我写《没有大树的国家》的时候，村庄里流行的还是桔子树。桔子树一般只在山脚下生长，因此，山腰到山顶，还是留存着天然半天然林木。但是现在，整个村庄，已无几棵天然杂木。

  没有了杂木，只有了杉树，野生动物就全都消失了。这就是生态学上最可怕的“栖息地破坏”。没有了杂木，水也护不住了，因为整个林子只有一种树根，根本没办法让大雨慢慢吸附于土壤里。如果雨水再大些，还易引起山体滑坡。此外，没有了杂木，整个村庄看上去没有一点生态美感。

  虽然在林业局的统计数据上，闽北的森林覆盖率一点都没下降，仍旧保持在80%以上，但稍微具备一点点生态学常识的人都知道，闽北的森林质量，已经衰退到不如原来的10%。

  闽北是中国南方的一个缩影。江西也在发生“杉树运动”、“茶树运动”，广东和广西，闽南和赣南，好多年前就已发生了“桉树运动”。南方许多地方的天然林ECO，就被这几种树无情地替代了。

  如果你去雷州半岛看看就知，雷州半岛90%以上的树都是桉树。如果你去广西的钦州、防城港一带看看就知，这一些地方90%以上的树，也都已是桉树。

  中国有几个有名的“防护林”：三北防护林、长江防护林、沿海防护林。在今天看来，我们在构筑这些防护林时，还存在着不少认识上的误区。

  三北防护林，种的几乎都是杨树。长江防护林，上游还保存了不少天然林，中下游的河岸两边，种的大多数都是杨树。沿海防护林，长江以北的海岸线，也是“杨家军”独领风骚；长江以南，沿海最重要的生态系统如红树林、木麻黄林，在中国当前的房地产开发、港口开发、工业园区开发热潮中，被破坏得七零八落。

  为了治理雾霾，2011年，北京下了狠心，要在整个城市范围内，新创造300万亩的“森林”。没有土地，就向农业要地，把农田都改造为林地，把农民都转化为护林员、造林员，但这样做成本和代价都是极高的，几乎每一亩森林，成本都在10万元以上。为此，北京几乎把河北、山东一带苗圃里的苗木全部买空。

  但大家想一想就明白，本来为“城市绿化”而抚育的苗木，里面会是些什么树？不外乎是杨树、槐树、柳树这些被人类宠爱了千百年的“城市居民树”。这其中，当然又以杨树居多。

  上面说到的三北防护林种的几乎都是杨树，且不说沙地、草原是不是需要种树，就是真的需要种树，怎会是仅种杨树呢？建设防护林，可不是为了经济效益，而是为了生态保护，而生态保护的核心原则就是让本地的树种尽情地生长。生态保护的基本道理，就是最好还是不要干扰自然界的“自我修复能力”，让本地的杂草野树，自然地演替。这样，既不耗水，也不需要施肥，更不需要打农药。

  北京为了种植300万亩的树，甚至还对土地进行了平整。对此，一个东北过来的林业工人张祥说：“我们东北的森林里，有很多‘水泡子’（森林中稍大的水滩和水坑）。这些水泡子，平时可以积蓄雨水，这样，天一旦下大雨，雨水就会被这些水泡子分解储蓄，留在林子里，不会形成洪涝，然后，成为溪流或地下水的最佳补充。这水泡子还有别的的好处，比如可以让动物有喝水的地方，林蛙啊什么的，也可以在里面产卵。平时太阳一晒，它蒸发的水汽，还带来阴凉。因此，林地里面，最好是坑洼不平的，这对生物多样性也是一种极好的保护。”

  一个林业工人都说得这么清楚的常识，可在“保护生态，治理雾霾”的林业专家眼里，似乎都不值得遵守和认同了。

  华北大地如今雾霾肆虐，一个很大的原因，就是天然湿地、天然河流、天然森林大量消失，它们都变成了杨树林。

  其实，如果一定要种杨树的话，种下之后，只要不再把树林底下长出来的其他杂草野树给铲除，杨树林也可能慢慢地演替为一个半天然的生态系统，保水、造水、净化空气，给当地野生兽类、鸟类、昆虫、两栖类、爬行类，提供上好的生存栖息地。

  可惜的是，我们却要把杨树林下面的其他生物，通通清除。有的说是为了防火，有的说是为了让杨树生长得更好。也许管理者们都忘记了，我们要的不是杨树，我们要的森林生态系统。

  2014年5月份的一天，范博和邵杰两位游客，到江南某森林公园（国家4A级景区）去游玩。当他们即将爬到山顶时，几台挖掘机和一条新剖开的石路吸引了他们的目光。顺道路慢慢往上走，两边全是一层一层的“梯田”。“梯田”里基本上没有土壤，只剩下一些破碎的砂石，“梯田”里零星种着几株湿地松，被山风吹得东倒西歪。

  这个森林公园风景秀丽，一直是登山、骑行、自然观察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。两名游客想起两年前骑自行车来这里游玩时，这里还是一片天然次生林，怎么短短时间内，森林就变成了梯田？

  带着这样疑问，范博和邵杰开始了持续的追问之旅。慢慢地，他们发现，森林变梯田，其实是为实现耕地面积的“占补平衡”。所谓“占补平衡”，按照2004年修订的《土地管理法》规定：“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设计，应当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”；“占用耕地与开发复垦耕地相平衡”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某城市开发了郊区的一亩良田，开发商可在这个省范围内，寻找一亩或几亩新开垦出来的土地作为补偿（各省的新旧耕地折抵率标准并不相同），上面所说的风景区所在的省份，新旧耕地折抵率为0.72左右，就是说，如果开发商占用了一亩熟地，需要大约1.5亩新生的耕地来“折抵”。

  范博和邵杰将发现的问题向当地的农林局、国土局、旅游局反映，三家机构给出的解释是，该地块原为天然次生林，2012年5月20日，为增加村级经济收入，推动低产林改造，经该村村民代表会议决定，对两块将近800亩的“低产林”和荒废老茶园进行耕地开垦改造。项目于2012年11月动工，2013年12月完工，现正在等待省里的“耕地验收”。验收通过后，一亩地，至少可获得35000元左右的收益。

  两人继续研究政策后发现，4A级景区里的“高山梯田”之所以能够卖得出这么高的身价，原因主要在于它们能够用来折抵城镇建设用地所占的耕地指标，能帮助实现“耕地占补平衡”。按照该省国土厅的规定，新耕地开垦收益，按照省20%、市县80%的比例进行分成。

  2000年以来，“新耕地折抵指标市场”开始在该省大规模发育，交易量一直上升，交易价格也水涨船高。从起初的每亩1万元左右，上升到2004年的每亩3万-4万元。2007年，已达每亩7万-9万元。2014年，已接近每亩20万元。

  学者汪晖对土地“占补平衡”和“跨市调剂”制度有过深入研究。他说：“其实想一下也明白，现在的城市土地价格，高的都达上千万元一亩。由于耕地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进行调剂和流转，于是，政府这边以高昂的价格把土地卖给地产商，那边到别的地市以20万元的价格去‘调剂’来一亩土地，这是非常划算的事。这样，地产不发达的地方，可以开发新耕地来获利；地产发达的地方，可以出卖好耕地来获得更多的利润。”

  无独有偶，和范博一样，环保志愿者潘文婧也在研究毁林造地问题。她通过遥感地图，发现这些“新造的耕地”多在人迹罕至的山头，有些甚至在保护区、风景区、水源林内。有些地方毁掉森林造成的“新耕地”，底下全是石头，开发出来之后，不仅什么也种不了，而且给当地生态造成了极大的破坏。

  4当我们大谈森林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，中国有一半左右的国土面积，其实是草原、沙地。

  当我们大谈森林保护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忘记了，最先让一片土地“复绿”的，其实是草。草和树一样，对繁殖后代也有着极强烈的本能。草比树更明白，这样一个世界，提供给它们的机会并不多。因此，它们一定要具有更顽强地生存能力，必须生得更多，才有机会保证子女的生存概率。

  在北京，我的住宅外，今年6月份，突然拆掉了一片房子。估计是等待新开发项目的动工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于是，这片空置土地上，几天之间就成了野草的王国。

  一个月之后，再放眼望去，那片地已经是一片翠绿，中间没一点空隙。从来就没一个人往上面撒过草种，倒是有不少人想把那些草拔除。

  在江西婺源虹关村，一位80多岁的老人，带我去看他们村庄旁边近年来被毁掉的林地。他很伤心地说：“好好的森林，现在都变成了大茅。”

  我告诉他不需要过多的担心，三五年之后，这些大茅地，一定会有树木长起。我知道，野草们看到大自然的伤疤，会难过的，它们会迅速地织起一件件衣服，为大自然的重新修复提供机会。

  草在无法长树的地方，就更神奇了。青藏高原、内蒙古高原、新疆的高山以及三江平原的湿地，其实都是草的天堂。

  在这些地方，任何一片土地，只要你不去侵犯它们，它们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被草所细心地包裹。草，大概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细心、最专情的生态保护者。它们不能容忍任何一片土地被划伤之后还得不到照顾和救助。著名草原专家刘书润作过统计，在内蒙古的科尔沁沙地，至少有700种草。

  因此，我们更应当让野草长遍中华大地。我们应当让野草野花在城市里自由地生长，而不是成天想着如何拔除它们、清理它们、驱赶它们。把这些能力顽强的环保野战军赶走，却花大价钱去养殖那些细皮嫩肉的外来物种，我们的选择是多么的得不偿失。

  因此，中国应当重视天然林的保护，国人应当去保护天然林，而不是一味去种树。此外，中国应当改变森林覆盖率的统计方式，把中国的生态指标，用野草覆盖率来作为计算方式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。因为，有野草的地方，生态就有希望。

  所有的地方，最适合的树种，都是本地树种，而且不必种，它们会在大地上自然地长出，你让它们自由生长就好。它们不仅能涵养水源，而且能净化空气，能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，对昆虫、土壤、鸟类、野兽的共生群落形成极有意义。同时，野草、苔藓、地衣与树一样重要。

  城市应当形成多样化的本地自然植物群落，因此，如果是道路边，为了显得不那么杂乱，可以适当种植一些园林物种。这些园林物种，路边一两米范围内就好了，其他的地方，都留给自然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有土壤的地方，应当比硬化的地面要低，这样，下雨的时候，就可以蓄积雨水，不会给城市带来洪涝。这是水弹性城市、生态城市的本质。

  所有种植培养面积超过一亩，而且种植方式太标准的树，都不环保。对树下自然生长出来的本地物种进行去除的方式，都不环保。

  每一棵自由生长的本地树、每一株自由生长的本地草都是环保的。大树未必比小树好，小树未必比野草好。重要的是，它们必须自由地生长在本地的土地上。没有人打扰它们，它们就是最环保、最美好、最生态的东西了。

  不专门种树是最好的，因为所有的地方都能够长出本地的自然物种，能长出草的，就长草，能长树的，就长树。我一直反对一味种树，因为看到过太多的种树行为，其实都是在花大钱毁坏自然和破坏生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