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的最近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球已有超过6万种树木。然而，它们的保护状况如何，却没有人能确切回答。

  6月17日，华东师范大学、丹麦奥胡斯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在美国《国家科学院院刊》在线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，全球平均每个树种有约50%的生境分布在现有保护地之外，更有6377个易濒危的树种不在任何一个保护地内。这项研究提示，全球树种多样性正遭受人类活动的严重威胁。

  2010年，联合国《20112020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》设立了20项多样性目标，其中一项是，在至少17%对于生物多样性和ECO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陆地区域建立自然保护地。

  作为最接近完成的目标之一，截至目前，全球已有将近16%的陆地区域被设立为各类自然保护区，以保护那些珍稀生物。那么，这些自然保护地能否实现保护的初衷？

  研究团队利用46752个树种和706.6万余个分布点数据分析显示，平均而言，一个树种有约50%的生境分布在现有保护地之外。最需要我们来关注的是，有6377个树种完全分布在保护地之外。

  “这些树种有一些共性，都是分布区狭小，易濒危。”论文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、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员郭文永解释说，这些物种主要分布在南美洲、东南亚的热带地区，而小种群物种受到忽视的问题在我国同样存在。

  “这个结果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（IUCN）全球物种红色名录的认知是一致的。”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、IUCN亚洲区会员委员会主席马克平评价说，“数量越稀少、分布区越狭窄的物种，往往濒危程度更高，也特别需要被关注。”

  研究团队还采用了一套基于13种人类活动类型的全球数据，比如人口密度、建成区、道路等，以综合表征人类活动强度。他们在叠加了树种分布数据后发现，约83%的树种目前正遭受着不可忽视的人类活动的影响，其中有6928个物种受到较强的人类活动干扰。即便那些生长在保护地里的树种也无法完全避免。

  目前，世界各国正致力于在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》第15次缔约方会议上，达成一项旨在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行动计划。生物多样性公约2050年“与自然和谐相处”的愿景提出，全球50%具备极其重大生态价值的陆地面积应在2050年前得到一定效果保护。

  什么是有重要生态价值的区域，什么样的地方值得被人类保护，不同组织往往存在不同的评价标准。

  马克平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，最早由保护国际（CI）推出了“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”这一途径，从而选择优先保护区域，目前这样的热点地区共有36个。“它基于两个核心指标：至少有1500种特有植物，至少70%的原生植被被破坏。前者指示特色即价值，后者指示紧迫性。”

  2000年后，世界自然基金会（WWF）推出了“全球200重点生态区”。马克平介绍，它在保护国际提出的标准基础上，又增加了进化历史、植被特点等维度。“全面，但操作起来有些复杂。”

  而在这项研究中，郭文永与合作者尝试结合树种的物种多样性、谱系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这三个维度的指标，从而确定全球树种优先保护区域。结果发现，这些区域和WWF的全球200重点生态区有90%以上是重叠的。

  “可见，对树种优先区域的保护和对ECO整体多样性保护的目标高度一致。”郭文永表示，未来在确定具备极其重大生态价值的区域或者建立保护区的过程中，可以借鉴这一评价方法。

  他以6377种目前未被保护的树种为例解释，“如果按照3个多样性维度指标建立树种多样性优先保护区，那么有66%的树种将得到一定效果保护，从而大幅度增加对全球物种尤其是分布区较小的物种的保护程度。”

  这是一项来自世界各地多达57位作者共同完成的研究。光是添加、修改各个合作者的联系方式，就一度让郭文永忙得不可开交。为了这篇论文，他逐步扩大着自己的“朋友圈”，为的就是拿到尽可能多的基础数据。

  最初的数据搜集工作从2017年就开始了。研究团队参照目前最权威的几大生物多样性数据库，对全球的树种名录、分布数据和功能性状数据来进行了系统详尽的搜集整理，汇集了目前全球最大、最全面的树种及其分布，以及基本功能性状等数据集。

  作为树种保护的基础，有两个问题永远绕不开有什么、在哪里。

  “经过全球分类学家的努力，第一个问题已有了相对清晰的答案，但它们确切的分布区域还在一直更新和积累中。因此，这项研究对全球树种分布数据的集成工作是很有意义的。”马克平表示。

  “我国树种多样性很丰富，数量远大于北美和欧洲，树种保护价值也更高，但我们对这些物种分布数据的搜集远远不足。”马克平提到，在生态学、保护生物学研究中，大数据搜集、共享越来越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。

  “如果咱们不可以加速开放获取、提升数据贡献，在全球环境治理的实际在做的工作中就很难有依据去参与，中国科学家也难以在区域问题乃至全球问题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。”他说。

  另外，马克平特别强调，要尽快改变现下只认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“流行”做法，真正鼓励这种多国家、多作者的合作研究，这对拓宽研究格局、参与全球环境议题讨论很重要。